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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进程、成果和变动程度等都是可以测量的，通过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指数或国民幸福指标体系来描述和体现。

　　山鹰之国不丹上世纪70年代国民生活贫困，文盲率居高不下，几乎没有像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国王旺楚克1972年推行“全民幸福计划”，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设想考量持续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国民幸福总值”是个总量指标，其核算过程未见诸于既往文献。换句话说，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国民幸福总值”是无法统计的，它的意义在于，为核算一个国家和机构的幸福状况提供了一种创新分析思路。

　　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已经尝试对统治者的幸福程度进行度量。在《理想国》第九卷中，他采用一种独特的计算方法，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的结论。这个事例给人们的启示是，“幸福”在对比、比较中才能反映和体现出来。笔者根据这个道理，结合“国民幸福总值”的基本思路，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和核算的基本方法。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标，它是无量纲的一个相对数，只可能在既定的编制原则下利用制发调查问卷、入户随访等形式取得反映幸福状况的数据，然后加工综合得到。例如，从2007年到2009年，笔者所在的广东商学院国民幸福研究团队就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城镇居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64%)作为调查对象，在对近7000位居民、数十个测试题目的调查数据整理计算中得到：2007年广东国民幸福指数为59.65，2008年为62.60，2009年为60.05。

　　幸福指数是目前分析、比较幸福状况最常用的指标。2004年，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对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美国排名第15名，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只排名第25位，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42、48和49，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的国家最后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街谈巷议、人人皆言的“幸福指数”指的也就是它。这个指标的应用应该注意如下问题：一是“幸福指数”不是一个总量指标，是没有量纲(即计量单位)的，单独说幸福指数多少多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需要连续的、周期性的追踪调查统计和对比分析才有价值；二是由于调查问卷和入户随访内容是根据调查方案和实际受访者状况设计的，各种“幸福”调查的测试题目都不相同，故各个调查机构、大专院校、研究团队调查得到的“幸福指数”并不存在可比性。

　　国民幸福指标体系是反映体现“幸福”的第三条途径。前段时间见报载有学者将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幸福指标体系混为一谈，甚至出现了“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说法，这是对基本概念的混淆。指数就是一个指标，指标体系则是一系列关联指标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所以，所谓国民幸福指标体系就是用若干个体现幸福状况的指标来系统全面反映国民幸福。幸福可以划分为物质幸福、社会幸福和精神幸福，故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按幸福的构成要素分成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设计相应的指标。前者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年末住房面积、人均主要耐用消费品年占有量、恩格尔系数、人均主要农畜产品年消耗量、每万人的卫生健康状况、个人及家庭的社会保障状况等，这些方面的状况及问题都对“国民幸福”有直接和导向性的影响，应该在物质生活指标中反映出来，这些指标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后者包括个人教育和就业状况、个人婚姻家庭状况、个人人际关系状况、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个人精神享受状况、个人对环境的满意程度、个人的人权保护状况与实现状况等，这些指标同样也可以进一步细分。

　　除了上述常用的反应“幸福”状况的指标及指标体系外，还有一些与之相近或相似的指标，如和谐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人类发展指数、满意度指数、舒适度指数、国内生产总值(GDP)、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等等。由于所要说明和反映的问题不同，指标设立的原则不同，以及依据的理论和计算的方法不同，就决定了它们与反映体现“幸福”的指标也是不同的，不适宜混用和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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