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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深入分析了人情圈、传统消费心理、家庭经济和家庭类型四类因素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各因素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对于如何引导当前农村文明消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影响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经济层面和非经济层面的,本文将从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四个影响因素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试着阐明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一、 人情圈

　　农民的人情消费其实就是在一个网络中进行,我们把这个网络叫做人情圈或者人情交往圈。根据其血缘关系的远近,可将其划分为三个等级:核心亲属、外围亲属、本不属于亲戚的其他人。由于传统社会家族观念严重、家庭成员数量较大以及个体交往难度相对较高,所以农民家庭的社会资本的获得途径比较单一,这样传统农民的人情圈虽然规模也相当可观,但主要局限于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中。

　　当前,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导致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的减少,一般意义的亲戚圈(核心和外围亲属统称)的规模也日益缩小。同时随着农村与城市隔离状态的逐渐打破,农民们的业缘、地缘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且人情往来网络的重心逐渐由同质性较强的血缘、亲缘圈向异质性较强的业缘、地缘圈转移,亲属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松散,就基本上形成了人情圈中核心亲属、外围亲属、本不属于亲属的其他人“三分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也导致了农民人情观念的变化。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人情关系的异化。在人情消费选择中经济利益的权重日益增加,而以前的由至亲到外围亲属再到朋友、邻居等依次递衍的秩序受到冲击。在此过程中,外围亲属在人情圈的地位逐渐下降。人们希望在核心亲属和外围亲属以外建立人情关系,以寻求社会资本的支持。可以推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农民人情圈中,核心亲属的比重将有一定的下降,外围亲属的比重将继续大幅下降,而本不属于亲属的业缘关系群体将日益成为农民今后人情消费的重点。

　　二、 传统消费心理

　　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结果,农村家庭人情消费受到传统消费心理及消费习惯的制约,具体表现在:

　　(1)攀比心理。不少农民把相互往来的频繁程度以及礼金赠送的多少作为衡量红白喜事隆重与否、人缘好坏、感情厚薄的标准,认为这是维系感情的纽带、关系亲疏远近的象征,不顾自己家庭经济实际,逢事必参与,参与必送礼;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之间,你投之以桃,我则报之以李,而且层层加码,你送我50元,我还你100元,你办10桌,我办20桌,你来我往,人情债的份额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即使经济拮据的农民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如此互相攀比、彼此摆阔,无疑在无形中助长了农村大操大办不良风气的滋生和蔓延。

　　(2)从众心理。据不少的农民反映,自己虽然对愈演愈烈的人情债很反感,但为了争“面子”,留“后路”,只有违心地随波逐流,“得过且过随大流,患得患失保平安”。人家都在“这样做”,而你却不“这样做”,就显示出你的不对和格格不入,就会遭到众人的非议,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所以只好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东借西凑办红白喜事,违心地大操大办。一些原本不收礼的甚至规劝过别人不要收礼的村民也不由自主地身陷其中,于是在长期的互动中,更多人的加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补偿心理。不少农民认为如果自己遇事不大摆酒席,就收不回以前的人情投资。在这种补偿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将操办婚丧喜事、生日满月作为大发横财的机遇,作为收回人情“投资”的好机会,从而获取“投资回报”,以求得经济上的收支平衡,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部分农民有意把小事当大事办、没事找事地巧立名目来收礼。因此,很多农民将人情消费支出称为“无息贷款”。

　　(4)虚荣心理。很多农民对人情消费虽有反感,但又碍于情面,不好意思不去;或者曾经受过邀请者的人情,不去心存负疚,有一种欠债感;即使没受邀请,看见别人去了,也跟着去,深怕得罪了人。总之,硬着头皮,强装欢颜甚至变卖生产资料、举债也要送人情,不能让人瞧“扁”,只有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被动消费”局面,由此可见,人情已经变成了由金钱编制的“债务链”。即使钱是自己的,但钱花的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5)敛财心理。这主要是一些村级党政干部变相敛财的一种手段,他们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和权力,如在计划生育、划分宅基地、邻里纠纷、孩子参军等方面。一些有求于他们的人无不趋之若骛。这是变相腐败的一种形式,在农民群众中产生很坏的影响。

　　(6)投机心理。现在农村送礼风甚浓,甚至到了无事不送礼的地步。送了礼就话好说,事好办,关系好处理,不送就是关系差、有意见,收送人情礼金成为一种社会“潜规则”。有些农民送礼只是为了留条“后路”,方便以后办事。常常“笑脸接请柬,背后吐怨言”,心中不悦,但为了不得罪人,今后好办事,只得硬着头皮、强装欢颜也要送人情。

　　可见,送礼者心态各异,真正表示贺意有之,但为数甚少,而大多数人碍于情面,或礼尚往来,至于送多送少,送礼者心中自有一把尺,有的是有求于人,有的是还人情债,有的是随波逐流,拿钱买人情,拿钱买面子,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数不尽的烦恼,特别是低收入家庭,遇上这些事,更是雪上加霜,给其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助长了不正之风的泛滥。

　　三、 家庭经济

　　人情消费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人情消费作为支出的一种,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农民经济收入状况的制约,相反,人情消费中现金或实物的支出必然导致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中国百村调查表明,家庭纯收入与人情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收入不同的家庭的人情消费规模是具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家庭年收入越高,人情规模越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情消费支出并不会随着家庭纯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为它还受着道德约束、社会需要、传统心理制约等因素的影响,这有些像经济消费理论中的棘轮效应。棘轮效应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在他的相对收入假说中提出来的,又称制轮作用,是指长期平均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对短期消费减少的抑制作用,通俗的说,就是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随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实际上棘轮效应也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的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农民平均收入的增加是近年来人情消费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说,农民的收入是在不断增长的,各种消费也随之增长。农村中较先富裕的“大户”,由于收入上升得快而且多,其赠送和收到的礼金都以较大速度增长,而示范效应逐渐推动其成为新的随礼习惯、这使得人情消费具有单向增长效应,即本身存在着只升不降的趋势,人情消费的水平不断上升。

　　四、 家庭类型

　　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加之城乡隔离政策的松动,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镇转移,外出打工已经成为某些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气势浩大的民工潮冲击着农村传统的家庭模式,出现了许多留守家庭,即夫妻一方在外流动打工、一方留守的“半流动”家庭以及夫妻双方都在外流动打工的“双流动”家庭。其中,70�以上的民工选择了妻子留守的“半流动式”,在入城时把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留在农村。于是,在很多迁出地都普遍出现了家庭结构的“386199”现象,这组数字意指以男性为主的中青年劳动力的外出导致农村中留守的家庭成员主要由妇女、儿童和老人构成。其家庭结构多为由老人和孩子构成的隔代型家庭、由妇女和孩子构成的半边型家庭、成年子女全部外出由老人构成的空巢型家庭。

　　不同类型家庭的人情消费的是不一样的。把不同的家庭类型作为一个研究视角,对其人情消费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实现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李祥忠[4]就曾将农村家庭分为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三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农村家庭的人情消费进行了比较研究。比较表明,留守家庭、半流动家庭和流动家庭在人情消费动机和后果等方面是具有差异的,而在消费方式方面差异并不明显。具体结果如下表示:

　　五、 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

　　笔者通过以上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分析,为了更进一步阐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了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如图所示:

　　首先,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中,人情圈和传统消费心理归属于主观因素,家庭经济和家庭类型归属于客观因素。

　　其次,不同的家庭类型对人情圈和家庭经济都有直接影响,然后再通过人情圈和家庭经济间接的对家庭人情消费造成影响。

　　(1)不同类型家庭的人情圈的变化是有差异的。留守家庭的人情圈的变化相对较小,人情往来相对比较固定,每次送礼的标准相对也比较固定(更多的时候是遵循当地传统),一年送礼的次数是也比较有限的,结果导致留守家庭的人情消费规模相对比较固定,总额也较其他类型家庭小一些。半流动家庭的人情圈呈扩大趋势,他们一边要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同时要积极拓展新关系,这意味他们的人情开支肯定有所增加。流动家庭的人情圈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部分家庭希望能够搬迁到城镇或城市,原有的社会关系逐渐疏远,人情消费自然而然的有所减少。还有部分家庭希望继续留守在农村,但是他们平时在城镇或城市工作,人情圈扩大了,人情开支也自然而然的增加了。

　　(2)不同类型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可以显著地、大幅度地增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有学者研究证明,家庭非农劳动力的数量是影响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第二大因素,并且它对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作用位居农村劳动力素质之前。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显著增加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而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显著降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7]。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农村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很大,和无人外出相比,一人外出打工年收入可以增加827元,而两个人均出去打工则年收入能增加5077元[8]。由此不难理解,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是有差异的。

　　再次,人情圈、家庭经济和传统消费心理与家庭人情消费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1)人情圈的大小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从总体而言,人情圈的范围呈扩大的趋势。对于某一农村家庭来说,其人情圈越大,相应的其家庭的人情消费开支就越大;反之亦然。

　　另外,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规模的大小和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其人情圈的大小。例如若农民怀着留后路的心理(以后说不定就有请人家帮忙的地方)或本着拓展自身社会关系的意图而给本无需随礼的人家送人情,一旦开启了这种“欠情――还情”的人情消费链条,就意味着其人情圈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扩大了;同理,一旦农民因某些非正常原因如感情破裂、自身的利益关系受损或感觉人情往来已不堪负重时,就会有选择的终止人情往来,这样一来,其家庭的人情消费的规模就会减小、水平就会降低,而其人情圈也就相应地缩小了。

　　(2)中国百村调查表明,家庭纯收入与人情支出呈现正相关关系[3]。即家庭纯收入越高,家庭经济就越富裕,相应的人情支出就越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情消费支出并不会随着家庭纯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为它还受着道德约束、社会需要、传统心理制约等因素的影响,这有些像经济消费理论中的棘轮效应。

　　但这并不是说人情消费对家庭经济就没有作用和影响了。现如今,从家庭负担的角度出发,绝大部分农民认为人情消费增加了其家庭负担,但从整体来看它对家庭经济的作用时,并不是全部的人都认为它有阻碍作用。这也说明人情消费毕竟有其积极的作用和功能。

　　(3)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民传统的消费心理是影响农民人情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定历史时期下,农民传统的消费心理和人情消费行为表现出了一些相应的特征:消费动机上倾向于从众性,攀比动机强烈和敛财动机明显等。同时,由于农村相关制度不完善、农民收入水平不高,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的限制,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多数农民还存在留后路的投机心理,致使人情消费在农村泛滥异化,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身心健康,形成了恶性循环。

　　最后,人情圈对传统消费心理具有反馈作用,而传统消费心理对家庭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家庭类型都有间接的影响作用。

　　(1)其实我们可以说人情圈是传统消费心理得以表现的载体。人情圈代表着农民个人或其家庭的社会交际网络,只有置身其中,他们才会去攀比、从众,才会产生诸如此类的消费心理。

　　(2)家庭经济很容易受到传统消费心理的影响,这一点不难理解。一方面,农民若基于攀比、虚荣或从众的心理动机进行人情消费,不免会给其家庭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农民若出于敛财、留后路的心理而进行人情消费,则很可能会取得短期内家庭收入的增加,即家庭经济的暂时性富裕,或在长期内收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3)不同的家庭类型对家庭经济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可细细想来,家庭类型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家庭经济的影响。假想一户农民家庭的经济足够富裕,那他(她)就不用背井离乡,忍受与家人分离之苦出去打工挣钱了,这样也就无所谓流动家庭、半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之说了。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人情圈、传统消费心理、家庭经济和家庭类型这四个主要影响因素的深入剖析,建立了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从模型中不难看出,这四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之间形成了一组闭合的回路。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因此,在理清农村家庭人情消费各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同时,对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要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人文、社会环境等综合做出判断,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参考文献:

　　[1] 马春波、李少文.农村人情消费状况研究――鄂北大山村调查[J].青年研究,2004(12):18-19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5:23-25
　　[3] 陆学艺.内发的村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65-466
　　[4] 李祥忠.中部山区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2008
　　[5] 杨静慧. 解析留守家庭缺损现状:从结构到功能[J].新学术论坛,2008(1):17-20
　　[6] 冯继红.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08(6):91-95
　　[7] 白菊红.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再分析[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4):414-416
　　[8] 车士义,郭琳,刘永合.农村外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及打工形式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09(4):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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