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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公共治理从统治走向现代，从魅力、人治转型为权威和法治，如何评价政府在这种公共行政范式转变中的绩效，主要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机制下公共治理、合法有效的现代权威、人民群众的就业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政府的绩效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千差万别，但各地呈现出不同的成绩和效率。即使一个国家内部各地方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绩效。在绩效高的地方，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而有的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那么影响绩效评估的几个宏观因素有哪些，本文试图探讨之。

　　一、影响政府绩效的因素

　　第一，政府是否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能力。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我们政府要增强自身的理论修养，加强自身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增进继往开来的能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主要是价值取向问题，这种价值取向主要包括政治产品是否满足公众的需求，政治作为是否满足公众的意愿，政治发展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发展。政治产品的绩效评价主要包括国防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公众福利的标准和分配、社会秩序和稳定有效性、社会是否形成公平和公正的价值观、自由的经度和纬度等问题，所以欧文・E・休斯说“政府得以存在的基本原因是需要它缓和和解决社会中的冲突，维持正义、秩序和稳定。”[1]119政府一方面要把握经济增长这一极，一方面要对公平进行培植，如果经济的增长以牺牲公平为代价，那么这个政府就不是较好的政府，如果经济的增长以相对的公平来约束，那么这个政府我们可以说是较好的政府，有较高的绩效。一方面政府要讲究民主，另一方面政府要讲究秩序，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府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秩序也不可缺少，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僵化，如何增进民主防止动荡，使秩序和民主二者和谐统一起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是否具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经济发展，以前政府守业人的角色转变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这样就涉及政府干预经济或参与某种商业活动的价值判断问题。一个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干预经济或参与某种商业活动仅仅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价值判断，并不是决定它是否是一个好政府的重点，因为政府具有巨大的政治权威和享有某种独断的实施成本，这样的政府就拥有任意处置其自身资源的能力。但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或转轨型的政府不能用过量的资源满足消费者的基本要求，否则就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二，政府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以改善居民生活和提高生活、生存环境为目的的物品。它包括有形物品和无形物品。无形物品的是指政府手中所具有可支配的软性资源，主要指“（1）确定法律基础；（2）保持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4）保护弱势群体；（5）保护环境。”[1]118总而言之，政府主要是提供一种规制性资源即法律、政策、规章、制度，创建公共行政文化。无形物品内含于市场经机制之中，但又具有特殊的运行环境。在市场经济中，以政策为输出方面来说它提供稳定经济发展的无形产品。从行政生态来说，政府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从行政信息服务而言，政府必须是各种有效信息源，给公众提供各方面有效信息。有形物品主要指政府提供的硬环境资源，主要有配备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和人员，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供给可以改变一个城市的市容市貌，增强城市的现代性，提高市民的精神风貌。但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前提是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需要，必须和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当前，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政府绩效的重要衡量指标，以前这是作为间接的指标考核政府绩效，而今天作为重要的显性指标纳入了对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这也是对人民负责的重要表现。

　　第三，评价政府绩效还要看政府是否具有市场机制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特征，竞争性、法制性、公平性、开放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就竞争性而言，政府是否创设良好的竞争环境，主要指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官员内部之间，政府官员个人之间是否建立竞争有序的优胜劣汰机制，能出能进，能上能下。就法制性而言，主要指政府的“动作”是否具有法制特征及政府人员素质的法制观念，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府”，“依法治员”；就公平性而言，主要指政府在培育市场方面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不搞等级制和歧视，特别对于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方面；就开放性而言，主要指政府是否具有开放性的进出和信息机制，政府在制定岗位时，设立职位分类制，变“进程管理”为“职能管理”，要规范有序，定量考核，用数据说话，以理服人，选拔考核要市场化、外部化，保证晋升程序的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性，完善内部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按照人力资源选拔，晋升，公平公开的内在要求，将任用条件内容，虚的变为实的，软的变为硬的，最终实现人力资源的结构梯度合理及优化配置，促进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不断提升，岗位选拔要求事前选拔与过程优胜劣汰有机结合，建立权利和义务相统一，连带责任和互动机制，从而使个人与集体责权力相匹配。在信息的公开化方面要做到信息对称化即知晓信息权利平等化，使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获取公共资源方面有均等权。

　　第四，政府是否建立合法有效的现代权威。合法性是政府存在价值判断的根本前提。建立合法有效的现代权威需要提升政府的服务职能，变权威性服务为协商性及对话式服务，政府“协商和协调公民和社区团体的利益，营建共同的价值观。”[2]信息的获取不要使政府成为公众进行角力的聚合场。惩治腐败也是建立权威性政府的前提，腐败毒害了政府的身躯，侵蚀了政府的灵魂，销蚀了政府的意志。从社会层面来说，腐败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用，增加了政府实施政策的成本，导致社会信仰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认为，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又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借权力取得超容量收入的机会，利用权力“设租”与“寻租”的行为是我们当前常见的腐败现象，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由于现行体制缺乏足够的渠道和能力制约和监督政府官员，以权钱交易为核心的违法非法收入混入了分配秩序，更容易导致权威资源的流失。

　　第五，完善的分配制度和提供人民高质量的就业。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的标志，它关系到人的积极性、能动性、自制性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按生产要素分配证明是当前行之有效的分配制度，但是我们还要寻找和完善新的分配制度，完善分配职能。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分配制度完善，在十六大、十七大，特别是十八大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来解决。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分配制度还远未完善，我国的福利制度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全有效地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分配制度一方面注重低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如岗位调动、职务升迁等，从而建立利益驱动机制。更高质量的就业是政府重要的显性绩效，一个人对失业的态度表现出自身价值的沦丧，而就业是一个人自身价值的提升，是马克思对人的价值的基本肯定，是对人的积极性的一种褒奖，是人进步发展的重要的体现，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创造出一些劳动岗位，增强人的自身价值的回升。

　　二、结论

　　对于政府而言，政府绩效的评定是多元的和动态的。当前，为了增强政府的信任性，强调政府的绩效性，政府在积极构建政府和公众交流的平台，力争提高政府效率，减少政府决策和执行失误等，最大限度地达到政府和公众的和解以及提高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有的地方政府通过“行政问责制”以及“服务承诺制”等方式达到政府自身效率的最大化、腐败最小化、机制正常化、使政府接受群众的监督，改善干群关系，增强政治合法化水平，从而构建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有的地方政府实行“公务员聘任制”，注重绩效考核，打破公务员终身制，增强公务员的流动机会。当前，中共中央要求加强主流媒体的建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政府和群众能够良好互动，形成政府的善治格局，目的尊重民意，改善民生，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水平，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在提升自己形象方面对公众的回应，是政府加强绩效的重要体现，也是政府服务于民的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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