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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服务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在提供民生服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在对政府提供民生服务进行公共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必须重塑公共经济理念，不断加大公共支出，从而更好地服务民生。
　　
　　近来，中央频频推出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继3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后，国务院又于6月提出“在农村进行新型养老保险试点。10年后覆盖全体农民”的方案，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是民生服务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政府公共经济理念的觉醒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回归。现阶段，除基本医疗卫生之外，义务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民生服务都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应承担起主要的提供责任。
　　
　　一、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的公共经济分析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一般而言，居民基本健康卫生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比如，如果能对传染病患者及时进行诊治，则不但能为其带来健康，而且可能消除由于没有及时诊治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类似大范围的疾病控制，如SARS、禽流感和最近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等，对这些疾病的控制几乎是纯公共产品，当个人在其中受益时，并不妨碍其他人的消费和受益，显然，有且只有政府才能提供这类公共产品。因而，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政府对于基本医疗卫生的提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全体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使其达到最好的健康水平，并使医疗卫生资源在所有人群中公平分配，是任何国家健康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人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如果仅有少部分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那么，这部分人很容易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无法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则成为弱势群体，造成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没有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的人会通过其他途径，采用各种办法来谋取这种权利，形成所谓“绿洲效应”，导致社会不公的扩大。

　　医疗卫生服务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等信息了解程度不同，会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如此。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不可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商品那样，去通过比较“试错”的方式进行选择。对于需方或患者而言，因为对病情或健康不了解，为了早日康复，对供方的任何要求都不敢轻视，是被动的接受者。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病人对医疗卫生需求的质量、数量及成本，乃至所需要的治疗药物的种类、治疗的方式、治疗的地点等方面的决策都由医生做出。病人通常没有选择和决策的权利。医生和医院都存在严重诱导消费倾向，患者只能去承受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导致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必须介入其中，进行适当干预，引导医疗卫生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的公共经济分析
　　
　　在理论界，关于教育产品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有学者认为教育属于纯粹的公共产品，有学者则认为教育(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这是由于为额外增加的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并不为零，随着受教育者的增加，师资、教室和教学仪器等教育资源要相应增加，只要愿意，学校将不交费的人排除在外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困难，即教育服务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完全可以由个人或私人部门来提供。尽管教育不是国防那样的纯公共产品，但政府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仍需发挥主导作用，理由如下：

　　从非竞争性的角度来看。教育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效应。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而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良好的义务教育对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由于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效率低下。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弥补市场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由于消费者的偏好不合理，大大低估了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作用，部分消费者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愿意对其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政府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义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平等。正因如此，教育公平也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贫困家庭由于无力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其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意味着只能从事低报酬的工作，陷入“贫者愈贫”的“纳克斯陷阱”(家庭贫穷－教育初始投资能力弱－人力资本低－就业困难－收入低－教育再投资能力低)。在人力资本市场上无法公平地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行竞争，结果形成“代际转移”，造成“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显然，这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指出。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免费提供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这是一种古老的破坏特权的社会主义。世界银行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之所以一些国家的教育发展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效应，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教育公平化缺失。教育程度的平均提高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起着正面的影响作用，但是非均等化的教育分布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不仅是其职责所在，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三、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公共经济分析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兜底”机制，可以有效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从而鼓励人们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提高生活质量。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是介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优值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均衡贫富的性质，尤其是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在保障内容上具有不可或缺性。这种产品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公平。降低决策成本。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强调社会成员参与的公平性，即任何社会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论其职业、地位、贫富均应被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充当社会的“安全阀”或者“减震器”，是社会运行的“粘合剂”。通过社会保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可以消解人们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引起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实现社会安宁和保证良好秩   序。对个人而言，选择适当的保障方式很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公共决策者能为每个人选择合适的方案，个人就不必为作出决策而浪费资源了。因此，从降低决策成本的角度讲，由政府统一提供社会保障更为可行。

　　社会保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政府干预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真正为私人提供购买保险的人通常比不为自己保险的人更易得病，因此，风险较小者不愿意购买保险，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保险公司不断提高保费，于是越来越少的人买得起保险，保险市场不断萎缩。政府通过强制手段为所有人提供保险，可以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效应。

　　与政府相比，个人在保护自身方面通常是缺乏远见的，很少有人为自己的利益购买足够多的保险。因此，作为“家长”的政府必须强迫他们购买。例如，人们普遍认为，若没有社会保障，多数人不会积累足够的财产以维持退休后的适当消费。显而易见，政府具有一定的强制力，这种能力确保政府可以做私人企业做不到、做不了的事，从而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风险。再者，政府有权征税以实现对社会风险的保险，并将其用于收入再分配，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通过代际转移，使几代人共担风险。
　　
　　四、重塑公共经济理念改善民生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在私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能有效解决外部性、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会导致产生市场失灵。为解决这一难题，进而降低交易成本，矫正外部性，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于是产生了公共经济。在现行混合经济体制中，私人经济部门的个人和厂商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公共经济部门则力图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私人经济并不排斥公共经济，相反，公共经济的存在成为保证私人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发展是硬道理”被许多地区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甚至“只要GDP增长，其他方面暂时付出些牺牲也是可以的”，在这种理念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只要发展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都可忽略不计，都会迎刃而解。政府公共部门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尽管从企业和居民那里取得公共收入，却不再将提供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让渡和退出了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与生产责任，而代之以全面的市场化。于是，政府部门的公共经济职能逐渐被忽视、弱化乃至边缘化。在原有的既大且纯的公共经济形式解体之后，政府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全面的、系统性公共产品上，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远不能适应全社会居民全面增长的需要，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经济问题日益凸显。

　　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是，政府高层已经认识到公共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继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奋斗目标后，近期又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标志着公共经济理念的正式回归。通过重塑公共经济理念，建立新的公共经济体系，全面解决中国面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题，由此，中国必将突破发展瓶颈，顺利度过“矛盾凸显期”，实现平衡增长，创造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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