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呼和浩特排名第六
2011年03月07日 | 作者: adminlin | 分类: 公共服务满意度 |
“医疗卫生”最受关注“保障性住房”满意度最低
16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大调查
沪、京、穗、杭、渝综合满意度居前五
调查显示，“医疗卫生”以84.8%的得票率当选为最受关注的公共服务领域，而对此表示“满意”的受访者比重却不到两成。“保障性住房”在本次调查所涉及的14个公共服务领域中满意度得分最低。16个大中城市中，按照各个城市的受访者对其所在城市的14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满意度评分进行排序，位居前五位的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和重庆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中国小康网记者 张旭
“一个工人的手绞入机器，几根手指严重毁损。
一位医生决定用钢板把毁损的骨头接起来。他说他要尽量让这只手活下去，不过他心里明白，上钢板的几根手指根本保不住。
一块钢板2600元，医生给工人上了五块。在工人支付的13000元钢板钱中，大约30%将成为医生的提成，15%是医院的利润。
几天之后，上钢板的手指如预期般开始变黑并终被截掉。医生遗憾地对工人说他‘已经尽力了’，不明就里的工人感激地对医生说‘谢谢！’”
“其实开始就应该截肢，但医生要让病人多花钱，病人还得因此多经历一次手术痛苦。”广州市某医院外科的魏医生如此评价其同事的行为，“看似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你在医学上还找不出破绽。”
《小康》杂志在本次“中国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中，“医疗卫生”以84.8%的获选比例成为最受关注的公共服务项目，而对此项服务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总和却仅为18.7%。在回答“您认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过去两年间有没有得到缓解”时，71.7%的参访者表示“没太大变化”。
2011年2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展开“中国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中国东、中、西部的16个大中城市(上海、北京、杭州、南京、广州、沈阳、石家庄、南宁、武汉、长沙、南昌、呼和浩特、西安、贵阳、重庆、成都)的公众进行调查。16个城市来自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的“发达”、“中等”、“欠发达”三类省份——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依据是该省上年人均GDP，选择时兼顾了城市的受关注度。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了性别、年龄段和收入分布。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
调查显示，在14个公共服务领域(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公共交通、公共安全、文化休闲娱乐、政府信息公开、行政管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司法、科技事业)中，“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和“公共交通”被选为最受关注的五个项目。就满意度而言，“保障性住房”得分位居最末。
在本次调查选定的16个城市中，按照各个城市的受访者对其所在城市的14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满意度评分进行排序，位居公共服务综合满意度排行榜前五位的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和重庆。与去年相比，前四位仍被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占据，仅有名次上的变化，重庆则由第八位升至今年的第五位。
此外，本次调查还发现，在CPI增速远超过收入增速的2010年，人们对与公共服务相关的开销也变得敏感，有八成受访者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价格水平过高。
“医疗卫生”最受关注，“满意”的比重却不到两成
关于“看病贵”，医院院长们普遍乐意提到的解释是：政府投入不足，逐利实属无奈之举。“我只能说这是原因之一。其实对于不少医院而言，政府补偿不足纯粹是医院追逐利润的借口。”魏医生如此认为。
魏医生说：“政府财政对我们医院的支持是全国少有的给力，但我们医院的过度治疗一点都不比其他医院少，昂贵的治疗方法总是首选。”
2011年春节期间，湖南省岳阳外国语学校的周瑾老师就正在被疑似过度治疗事件所困扰。腊月二十九那天，周瑾的孩子有点发烧。“到医院之后，医生说让打吊瓶，我说吃药行吗，医生说要是变成哮喘医院不负责。”周瑾说他这个外行无法判断会不会这么严重，但他真怕有不良后果。于是从那天起到正月初五，共计24瓶周瑾也说不清疗效的药水流进了他不到七个月的儿子的身体。“现在已经花了3000多块，好像是好点了。”周瑾说他觉得儿子的体质没随他，他小时候感冒花十几块钱就能治好。
“多用贵药的医生可以多拿回扣，现在医院的药品提成一般是40%到50%”，魏医生介绍说。不过，没有人会告诉外行周瑾，他那些医药费中的1000多块钱究竟是贡献给了儿子还是医生。“监管机制的缺失或低效才是看病贵的根本原因。”这是魏医生的结论，“我们医院没有独立于医院的服务监管机构，别的医院也没有。”
然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教授看来，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或聘用专家改变过度医疗的做法其实也很难奏效。“监管需要成本，如果医疗服务监管的成本与制止过度医疗而节省下来的费用差不多，这样的监管就变得劳而无功了。”顾昕为解决“过度医疗”和“看病贵”提出的方案是对医保付费方式进行改革，比如医保机构针对参保者向医疗机构打包付费。“既然是打包付费，医疗机构也就丧失了过度医疗的动力，过度越严重，医院损失越多。”顾昕告诉《小康》记者，事实上，自2010年起，主管城镇医疗保险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已开始将医保付费改革作为重点工作之一。
逾八成受访者表示自己需要保障性住房
孩子的病渐轻，但周瑾还有愁事，因为快开学了。
周瑾教的是高中。周瑾说，由于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不佳，所以他有时会建议学生考虑职业技术学院。只是绝大多数学生根本不重视他的建议以及那些与大学生就业有关的事实，比如在高等院校集中的北京，2010年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后的工资中位数为1937元；而据“蚁族”问题研究者廉思在2010年底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北京“蚁族”大学毕业生的期望月收入均值为4504.5元。很难说学生们是否能接受这之间的差距，周瑾有时会为学生未来的工作和自己班里的升学率感到发愁。
然而教育内容与人才需求的错位只是影响就业的因素之一。本次调查显示，72.0%的参访者没有享受过任何就业服务；而真正“曾因获得就业服务而实现就业”的人仅占参访者总数的13.7%。显然，在满意度排名第九的“就业服务”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也有消息令人略感宽慰。据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王硕老师介绍，2010年他所在学校的学生就业情况要比2009年好很多，“很多中小企业给学生打电话，学生可以挑一挑。”或许这样的好转与全球逐渐走出经济危机有关。
关于就业，还有些事令王硕颇有感触。不久前，一个安装门的工人告诉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王硕自己每年能攒8万块钱，而且生活得很好。“我当老师每年收入才7万，还不如他存的钱多。”王硕说他后来告诉学生，除了学校里教的东西，最好再去学门手艺。
安装新门是因为王硕在2010年买了新房。“钱越来越不值钱，房价、物价越来越高，我怕以后更买不起了。”为买新房，王硕贷款50万元，不过，同样需要房子的齐晖却没有贷款的能力。齐晖现在和妻子租住于妻子单位的平房宿舍，齐晖说根据自己的条件，他有资格申请购买北京的经济适用房，但他对这事没有热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摇上我。”
本次调查显示，82.8%的参访者认为保障性住房是自己必需的公共服务，然而现实是，我们国家享受低保的人口比例还不到6%，不享受低保的人很难申请到保障性住房。
沪、京、穗、杭、渝等城市成绩突出
本次调查中，上海、北京、广州、杭州、重庆、呼和浩特、长沙、南京、成都和沈阳十座城市在14个公共服务领域获得了当地居民的较高评分，在综合满意度排行榜上占据前十名。
上海在“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司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排名中位居第一。就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保障”而言，上海相关服务的较高满意度显然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然而在2011年1月上海“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指出，上海退休工人每月的退休金为1800元，低于北京水平。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人大作补充工作报告时则表示，上海市政府从2011年1月1日起继续上调企业退休金，人均每月上调185元。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上海目前已超过100亿的社保收支亏空势必将继续扩大，如何确保“社保”水平的稳定与提高显然是上海面对的一道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呼和浩特市在“社会保障”项目排名中位居第二。据悉，呼市自2010年起在企业职工养老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企业职工养老金由此前人均每月1254元增至1429元，城市低保由此前每人每月300元增至340元，其水平在本次调查涉及的中西部城市位居前列。此外，呼市在本次调查的综合满意度排行榜上位居第六，名次与2010年持平。
北京在“医疗卫生”、“文化休闲娱乐”、“环境保护”、“政府信息公开”、“行政管理”和“科技事业”等项目排名中位居第一。就“医疗卫生”而言，北京相关服务的较高满意度与城市拥有较多高端医院、医学人才的现实不无关联，然而这似乎也从侧面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全国范围内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事实上，本次调查中，61.3%的参访者认为“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供给水平差距较大，分配严重不均”是目前中国公共服务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关于“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排名紧随北京的四个城市依次为南京、广州、杭州、成都。近年来，南京、杭州、成都不断发展休闲文化产业，并曾多次荣膺“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国民休闲贡献城市”、“中国十大休闲城市”等奖项，广州则在发展文化娱乐产业方面持续走强，相关经验无疑值得借鉴。然而，就“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本身而言，尽管此项目在本次调查涉及的14个领域中所获满意度最高，但30%的受访者认为相关服务的价格水平偏高。因此，各城市在着力开发文化产业的同时，还需加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
除“文化休闲娱乐”外，杭州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也名列三甲。重庆则在“就业服务”、“环境保护”，特别是“公共安全”领域成绩突出。
广州在“义务教育”和“就业服务”项目排名中位居第一。就“义务教育”而言，几年来，广州如很多城市一样持续讨论着将义务教育延长至高中阶段的话题。2010年9月，广州增城率先实行12年义务教育。本次调查中，广州“义务教育”的较高满意度反映出城市相关服务的成绩，为保持这样的成绩，有些工作的速度显然还要再快些。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16大中城市
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排行榜
1 上海
2 北京
3 广州
4 杭州
5 重庆
6 呼和浩特
7 长沙
8 南京
9 成都
10 沈阳
11 南宁
12 武汉
13 西安
14 石家庄
15 贵阳
16 南昌
14公共服务领域
公众关注度与满意度排名
公共服务领域 关注度排名 满意度排名
医疗卫生 1 8
社会保障 2 7
保障性住房 3 14
义务教育 4 2
公共交通 4 6
就业服务 6 9
公共安全 7 3
环境保护 8 12
文化、休闲、娱乐 9 1
基础设施建设 10 5
政府信息公开 11 13
司法 12 11
行政管理 13 10
科技事业 14 4
“医疗卫生”服务
公众满意度城市榜TOP10
1 北京
2 广州
3 上海
4 长沙
5 杭州
6 呼和浩特
7 南宁
8 西安
9 南昌
10 南京
11 沈阳
12 重庆
13 武汉
14 成都
15 石家庄
16 贵阳
展望“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专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在政府、企业、居民共同分享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的时候，居民之所以“吃的少”，就是因为政府和企业“吃的太多”。所以，老百姓必须要“较真”，一要盯着政府，二要盯着企业。改革，需要多元主体的互动。通过互动实现多元博弈，达成互相的妥协，最后实现和谐状态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中国小康网记者 苏枫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建议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在改革开放30年后继往开来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十二五”规划建议稿共分为十二章，其中，不仅“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独占第八章，而且“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独占第七章，“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独占第九章，还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散见第三章。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我国当前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十二五”期间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总体要求，并从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和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很多政策、文件在制订和公开以后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何让众多政策真正落地？老百姓到底该不该跟政府“较真”，又该怎么较真？在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小康》就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问题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只是一个善意的表述
《小康》：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要有所突破，应该从何处入手？
杨宜勇：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在初次分配领域，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领域，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通过税收优惠予以鼓励。
《小康》：“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中，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是可以实现的吗？
杨宜勇：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表述，真正要做到很难。我个人对于“同步”感到比较悲观。因为过去三十年来，并没有实现“同步增长”，目前也没有看到可以令人乐观的因素。从历史的角度看，很多政策、文件在制订和公开以后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关键在落实环节，居民也是落实的主体，不能袖手旁观、不能都是搭便车的思想。其实，确保两个“同步”是有重要前提的。但我们往往把前提忽视了，只重视结果。
《小康》：前提是什么？
杨宜勇：国民收入的三分法是政府、企业、居民。就这么大一个蛋糕，三家分。为什么居民拿少了？就是因为其他两方拿多了。拿多了是因为制度上对政府和企业没有明确的限制。所以要想保持前面说的两个“同步”，要确保两个前提：各地财政收入增长要和GDP保持同步；企业利润增长要和GDP保持同步。
所以，我们一要盯着政府，二要盯着企业。最近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都保持在了20%～30%。2010年，很多企业的利润增长是20%～40%，少数企业甚至达到了60%。与此对应的是，我们的GDP增长一直在10%左右，过去三十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左右。面对如此大的反差，各地老百姓必须要“较真”。
《小康》：老百姓跟谁去“较真”？这个“较真”的机制应该是什么？
杨宜勇：跟政府较真，可以通过各级“两会”机制；跟企业较真，需要通过集体谈判、集体协商机制。这都是需要从我们每个人开始行动的。如果你总是在抱怨“老板太黑，工资不涨”，然后继续原地踏步，继续“等、靠、要”，是没有用的。你可以去创业，也可以跳槽，也可以联合同事一起跟老板进行集体谈判——这都是需要个人行动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多元主体互动的时代。改革，需要多元主体的互动，互动的路径是“两会”机制和集体谈判。通过互动实现多元博弈，达成互相的妥协，最后实现和谐状态。目前，政府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各方才能实现互动。
《小康》：政府怎么才能打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比如在构建良好的劳动关系方面？
杨宜勇：工会要发挥力量。当然发挥力量的方向应该是和平合作性的。亚洲只有日本实现了漂亮的“共同富裕”。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工人和老板都用很文明的方式在办公室谈判，企业里有“共同富裕”的文化。日本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不超过三倍。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说老总和工人的收入差距要控制在7倍以内，后来70倍，现在个别的达到270～370倍。我们的初次分配差距这么大，再次分配调整不过来。初次分配应该更加合理，唯有推进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和谐的思想就是要有和谐的机制，若干的妥协才能构成和谐。如何在底层培养“共同富裕”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企业内部、单位内部培养“共同富裕”的文化非常紧迫。
各级政府应该信守一个理念——别占老百姓一分钱便宜
《小康》：展望“十二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应重点加强哪些方面？
杨宜勇：社保待遇要趋同化。现在社保分而治之，达到简单的全覆盖，这是第一阶段的任务。第二阶段，比如农村的合作医疗和城里比，筹资水平就差很多，筹资水平差多少，享受的待遇肯定就差多少。另外还需要社保关系自由接续转续，要让每个公民成为自由的人，不可转续就是画地为牢。其实社保关系接续转续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有些人不愿意做，因为发达地区想占落后地区的便宜。农民工从落后地区去发达地区的，他们在发达地区交钱之后，发达地区不愿意让农民工把钱拿走。各级政府应该信守一个理念——别占老百姓一分钱的便宜，那就一切都好商量。欧盟27个成员国之间有社会保障协议，主权国家之间的社保关系都可以自由接续，我们在一个国家内部怎么就这么难呢？
《小康》：“十一五”期间，各种群体性事件正在动摇社会的稳定性。“十二五”能否打造一个“社会稳压器”，使整个社会得以良性转型？强行维稳是可行的途径之一吗？
杨宜勇：稳定其实不仅对政府有好处，对老百姓的好处更大。消极维稳肯定不行。
目前政府解决问题的机制不利于稳定，有些事下面一闹就给解决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这不就是鼓励闹事的机制吗？维稳还是应该在法制的基础上，坚持对的，反对错的。有些事不能太急，劳资纠纷，征地拆迁都不要着急，他不同意就不拆迁。现在很多人等拆迁，又怕拆迁，因为他不知道该要多少钱，他总怕吃亏，这是很矛盾的心理。
《小康》：所以要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十二五”期间，政府的工作是否应该以公共服务为重？
杨宜勇：建设型政府应该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为什么说是建设型政府？不能简单地扣帽子。一看地方政府你喜欢抓什么；二看你财政支出怎么花。因为我们有种落后的心态，所以我们偏好建设，要加快发展，超越发展，快速发展。落后刺痛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天工作八小时不够，还要干十二个小时。很多地方提出“五加二”和“白加黑”上班，这是违反劳动法的，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
另外，政府应该越精练越好。我们的政府现在很累，各级政府的副职太多，人多了就要自己找事情干。所以必须回到转变政府职能，回到行政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我们各级政府既要重视建设，更要重视搞好服务。
我们对穷人缺乏同情
《小康》：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欠缺是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您认为均等化的具体实现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杨宜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和地方都有责任，但是各有各的边界。中央的责任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省际之间的均等化，财政支付能力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大体就是财政支付能力的均等化。一个省市县的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巨大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就不是中央的责任了，这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硬件是设施、设备仪器等固定资产。软件就是人的素质，这和地方流量性的财政拨款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更多人才都愿意留在北京，而不愿意去西部？这就能反映出财政流量上的不同。硬件均等化比较容易做到，但是由于财政流量不同造成的老师、医生等素质的差距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大体的均等化，如果完全一样就没有动力了，如果上海和西部一样，那两个地方都没有动力了。上海的人均GDP都已经20000美元了，贵州才2000多美元，差距太大了。短期内，均等化需要财政转移加大力度；长远看，实现根本的均等化还是要靠各地发展差距的缩小，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也就是落后地区财政收入的增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线就两条，一种是转移支付，中央地方要共同努力。第二就是外部帮助和本地努力。实现路径从政治角度讲就是通过“两会”充分表达。
《小康》：目前，能够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人是不是太少了？
杨宜勇：是的，所以我们要有新要求、新期盼。我们现在只救4.5%的穷人。奥巴马说2011年救穷人，要救14.7%，过去二十年美国都是救12.5%到14.5%，英国的济贫法救穷人要救18%。形式上是政府救，但是政府不创造一分钱，实际都是富人和中产阶级救。加拿大70%的劳动者交纳个人所得税。去年中国有7.9亿从业人员，只有69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
现在一开“两会”就说“低保养穷人”。有的地方审得特别严，有人拿了低保，他们家要是吃肉飘香了，邻居就会去告状。家里要是有洗衣机电冰箱液晶电视，就说不能领低保。有的媳妇结婚的时候，婆婆给个戒指戴着，就有人说她家不应该再给低保。整个社会对穷人缺乏同情心。所以，长期用制度建设帮助穷人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各地最低生活保障线和各地最低工资标准都是由各级地方政府确定的，我们既要关心这些标准绝对水平的提高，更要关心这些标准相对水平的提高。
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说老总和工人的收入差距要控制在7倍以内，后来70倍，现在个别的达到270～370倍。我们的初次分配差距这么大，再次分配调整不过来。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就业服务”
公众满意度城市榜
TOP10
1 广州
2 上海
3 重庆
4 北京
5 杭州
6 南京
7 成都
8 长沙
9 呼和浩特
10 武汉
迟福林：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在公共服务短缺时代，各级政府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原计划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无论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还是从公平发展来看，都有必要提前几年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中国小康网记者 张旭
当前，社会各界对保障性住房、医疗、社保、教育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高度关注，认为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和发展水平难以适应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
对于2011年“中国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反映的这一基本事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我们现在考虑问题、制定政策都必须以这样的时代背景为依据。”在接受《小康》专访时，迟福林还强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保障不到位已经成为当下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下工夫。”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低、差距大不是财力问题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保障性住房”是目前人们关注度很高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而且已成为与中低收入群体直接相关的重要社会问题。您认为改善保障性住房服务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迟福林：目前保障性住房实际供给与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还很不适应，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调整力度。我认为，保障性住房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仍然太小。我在东北调研时发现，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能够享受廉租房的大概只有6000户。由于房价、租金、物价上涨，住房已成为中低收入群体的最大压力，很多人连租房都有困难。所以，各级政府最近几年已经明显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的力度。
其次是财政投入不足。从社会需求看，未来有更多的人需要保障房，应加快扩大住房保障服务的覆盖面。这对财政是个挑战，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做大的调整，国有资本及其收益应该成为保障性住房供给的重要资金来源。
另外还要强化保障性住房的规范管理。这两年国家加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中央给地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有些地方出现了保障性住房分配走形变样等问题。有些地方以建设廉租房为名给公职人员盖房。类似问题进一步放大了社会不满情绪。我们应该严格规范管理，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小康》：最低生活保障显然也存在覆盖面小的问题，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低标准是否应归因于国家财力不足？
迟福林：由于低保标准太低，目前纳入低保覆盖范围的城乡人口比例还不足6%。当前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每人每月约为250元，农村只有110多元。这样的保障水平连吃饭问题也难以解决，而且城乡之间差距明显过大。
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低、差距大，总体来说不是财政能力问题。比如，低保在财政性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只要下决心，低保标准就能够提高。我认为，到“十二五”期末，低保覆盖率至少应达到10%。这是比较现实而可行的目标。
公立医院改革严重不到位
《小康》：目前来看，“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得到切实缓解，您认为原因何在？
迟福林：“看病难、看病贵”难以解决，首先是公立医院以公益性回归为目标的改革严重不到位。现在医院追求利润、服务以营利为目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推进改革很困难，但加快以公益性回归为目标的公立医院改革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加快这项改革，应把政府推动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在加大政府推进力度的同时，加强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建设。其次，我们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虽然近两年增加明显，但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第三，应在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前提下，适度放开医疗市场，引入竞争，促使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价格的显著下降。
总的来说，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始终要放在首位，否则即便再增加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可能也难以发挥作用。
学前教育投入不及印度、巴西
《小康》：从2010年底，发展学前教育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您认为发展学前教育应做好哪些工作？
迟福林：首先应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可以从有条件的地方开始做，争取“十二五”末期在全国实现。
其次是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目前我国财政性学前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不及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十二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学前教育状况应该会有明显改善。
最后，国家应在规定标准和加强监管的同时，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学前教育。在目前幼教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这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很多学前教育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国家在这方面应完善公益补贴等相关政策并加强监督管理。
农民工概念应该成为历史
《小康》：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您认为目前是否有条件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迟福林：农民工概念应该在“十二五”期间成为历史。“80后”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40%，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农村，融入城市是一个大趋势，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势在必行。
就国家财力而言，我们有条件做好这些工作。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经计划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将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在公共服务短缺时代，各级政府必须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原计划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无论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还是从公平发展来看，都有必要提前几年。我认为，到“十二五”期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格局应该能够初步形成。
“文化休闲娱乐”
公众满意度排行榜
TOP10
1 北京
2 南京
3 广州
4 杭州
5 成都
6 上海
7 长沙
8 呼和浩特
9 重庆
10 沈阳
“义务教育”
公众满意度排行榜
TOP10
1 广州
2 北京
3 上海
4 杭州
5 呼和浩特
6 长沙
7 武汉
8 重庆
9 石家庄
10 南京
2010～2011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71.9
公共服务患不均
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虽然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很多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步社会化、社区化，但以身份为基础来划分确定所享有的权利、待遇及服务的体制还是基本没有变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2011年2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公共服务小康”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为71.9分。
《小康》主要从行政管理、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医疗卫生、科技、市政建设及环保、文化娱乐、公共安全九个方面来衡量公共服务小康指数。随着政府公共服务意识的提高，“十二五”期间，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将会明显提高。
目前，中国公共服务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农村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洼地
农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呼声最高
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水平差距较大，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性或非均等性的主要表征。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实行城乡二元化体制，国家财政投入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国家公共服务体制实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农村社会建设及公共服务的发展服务并服从于城市优先发展。这不仅造成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占有、服务能力及供给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也导致城乡居民民生权益及公共服务享有的权益严重失衡。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水平与质量差距仍在扩大，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及社会发展的差距。这些年中央一直关注的三农问题，其核心就是农村的公共服务极度欠缺甚至造成严重的农村民生问题。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公共服务的重点和难点仍是农村，农民的民生问题及农村公共服务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实质是权利及体制问题。
当前，党和政府立足城乡统筹，致力于消除城乡之间及不同地区之间人们公共服务的差距，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农村。但迄今为止，我国的公共服务体制的制度设计仍实行城乡二元化体制，按照城乡分离的思路，根据人们的身份和地域来设计，而不是城乡一体的体制。如现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采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的方式，城镇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则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这是基于城乡现存的差距及国情，它也可以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但是，城乡居民享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范围和标准仍存在明显的差别。又如，虽然农村也有大量的失地、失业及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但是，我国的失业救济制度仍限于城市居民，将农民排除在外。这样，农村仍旧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洼地和薄弱环节，农民成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呼声最高的群体。
不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拉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平都与中国的地形一样，呈一种明显的阶梯形状，可以看出，东部、中部及西部以及各省市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是不一致的，有的还有很大的落差。
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相对于西部与东北地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邮电通讯服务占全国总量的七成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数东部和中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66%，卫生机构数东部与中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55.8%。
虽然这些年，根据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振兴计划，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但这些战略的实施虽然在理论上有缩小差距的目标功能，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还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相反，有些地方还保持着扩大的势头。
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不同
不同群体之间享受的公共服务也不均衡，如男女性别的不均衡，不同年龄分段之间的不公平等等，这也会造成很多潜在的社会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失衡在社会性别方面的影响，有一个突出的体现就在于出生、入学、就业以及各个方面的男女性别比的失衡。目前，我国的婴儿男女出生比达到了120：100以上，也就是说，即便在最初的出生环节，由于计划生育以及社会选择的原因，女性的生存权利就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损害；此外，女童的失学问题、女孩的就业难问题都体现出社会性别在国民待遇和社会权利上的失衡。
男女就业比例即便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北京、上海，女性就业比例也只在40%左右，远远低于男女性别的实际比例。对于就业女性的职业发展来说，女性虽然在理论上享有与男性同工同酬的权利，但实际上，高层职位的男性比例占绝大多数，越到高层，女性就成为凤毛麟角，性别失衡就越加显著。
另外，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好像对自身的状况都有很多的不满和不安，这里也涉及一种公共服务欠缺和失衡的问题。体制内的老人用现在的眼光批评历史对自己的不公，体制外的年轻人则为着承受货币化的压力而愤愤不平，体制外的人们则为社会的分割状态对政府和社会不满。于是，也有很多人提出“代际公平”问题。
涉及一些公共领域，人们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而多有微词，如由于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区域、城乡、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学校之间教育水平差异较大，造成广受诟病的择校现象，损害了起点公平；由于住房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在大中城市中形成了大批“房奴”，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由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缓解；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百姓尤其是贫困地区百姓的基本文化权益无法保障。这样，由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造成的各种弊端都已经显现，社会的秩序和安定受到严重挑战。
不同身份的国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悬殊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人被隶属于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等级，被定为不同的成分，而不同的单位、身份及等级所确定享受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虽然单位体制逐渐解体，很多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步地社会化、社区化了，但这种以身份为基础来划分确定所享有的权利、待遇及服务的体制还是基本没有变。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无单位人员等不同身份和际遇的人，在其所享有的教育、就业、劳保、社会保障、退休养老等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作为国民、生产劳动者，同样作为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由于不同的身份，其享受到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服务内容是不一样的。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权重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10年 权重 2011年
科技 10 83.5 85.6 86.3 86.9 87.8 9 88.3
公共安全 10 77.8 80.1 80.9 81.8 83.2 9 84.1
文化娱乐 10 72.3 79.8 81.1 81.9 84.0 9 85.4
行政管理 12 61.5 64.0 65.0 65.4 66.8 10 67.5
市政建设及环保 13 60.0 66.8 68.5 69.0 70.6 11 71.6
社会保障 15 56.8 58.9 59.8 60.9 66.0 13 68.1
就业服务 – – – – – – 13 61.9
教育 15 52.3 53.6 54.5 55.1 64.8 13 67.8
医疗卫生 15 49.0 51.3 52.5 53.1 61.4 13 64.2
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 100 62.8 65.4 66.6 67.2 71.5 100 71.9
注：从2011年度起，公共服务指标体系中增加就业服务项目，故公共服务总指数与前期不完全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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